《第一爐香》的薇龍：「薇龍嘆了一口氣，三個月的工夫，她對於這裏的生活已經上了癮了。……薇龍突然起了疑竇——她生這場病，也許一半是自願的；也許她下意識地不肯回去，有心挨延著……」又譬如上海青年聶傳慶在港大讀書，明豔大方女同學言丹朱可謂是這個殖民城市的化身，青年男女糾糾纏纏好些時日，青年在小說最後恨恨地踹了女同學一腳，「丹朱沒有死。隔兩天開學了，他還得在學校裏見到她。他跑不了。」
跑不了了，小說家和她的小說人物沒打算離開，讀者也就沒有想逃的意思——即便是那一天的狀況那樣險峻，還是想起了她。那一天上午，我在灣仔下榻的飯店房間打開電視，這一台是天安門閱兵大典，那一台是女高音粉墨尖聲高唱《我和我的祖國》，那一天，打開旅館的窗子，藍天白雲，天氣晴朗，往下俯瞰，空蕩蕩的軒尼詩道這一側有慢跑的老外和遛狗的老婦，那一側一整隊防暴警察整隊往銅鑼灣的方向前進，「大考的早晨，那慘淡的心情大概只有軍隊作戰前的黎明可以比擬，像《斯巴達克斯》裏奴隸起義的叛軍在晨霧中遙望羅馬大軍擺陣，所有戰爭片中最恐怖的一幕，因為完全是等待。」那是《小團圓》的開場的句子。
終於到了這一天，二○一九年十月一日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七十周年。入夏以來，一百萬人、二百萬人上街、遍地開花連儂牆、罷課罷買罷食、香港之路搭人鏈，願榮光歸香港，香港人始終在街頭。七二一元朗慘案、八一一射爆義工眼睛、八三一出動藍色水炮車鎮壓，太子站無差別攻擊乘客……書房裏的學者專家預言街頭上的香港人撐不過十一。時間一天一天倒數，中共國慶前最後的週末，九二九血腥星期天，警察把示威的女孩撲倒在地，扒開衣衫，警察挾持示威男孩當作人肉盾牌，警方共施放了三百二十八枚催淚彈、三百零六枚橡膠子彈、九十五枚布袋彈、七十九枚海棉彈，入夜後是持續一夜一日的大抓捕，全城形同戒嚴。警察當街抓人、跳上公車，拿着槍和手電筒照着每個乘客的臉，逐一盤查、強闖民宅，隨意安插罪名，就把記者押走，然後，十一來了。
這一天的活動也跟其他的活動沒什麼兩樣，遊行喊口號，和平理性非暴力，但走著走著就會聞到刺鼻的煙味，人羣尖叫。香港警察與示威者在干諾道中對峙，一方是多輛裝甲車和水炮車集結，一方只能藏身在傘後戒備着。警察催淚彈並非朝半空射出拋物線，而是水平射向示威者。防暴警察衝上來，揮舞的警棍將我們驅趕下橋，往金鐘道走去，那邊又是一個戰場，一顆又一顆火炮彈與汽油彈在我們面前炸開。示威者的雨傘防線被擊破了，人羣四下潰散，有逃往灣仔，有從太古廣場後頭的山路跑上香港公園，站在半山腰回頭一望，港幣上的氣派建築的方向，繁華的中環，冉冉冒着黑煙，已然是戰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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